人工智能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智能化冲击信息化战争形态

习近平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科技正酝酿着新突破的发展格局。以人机大战为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突破性重大进展，并加速向军事领域转移，这必将对信息化战争形态产生冲击甚至“颠覆性”影响。我们要紧跟人工智能技术变迁，加紧搞好技术创新的战略性布局，科学应对战争形态可能的演变。
　　在敏锐感知技术创新中把握战争形态的变化

　　对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核心能力和国家安全等危机。

　　战争形态演变表现为形式上的稳定性与内容上的易变性相统一。稳定性是指战争形态具有较强的内在张力，单个战争要素或几个要素的变化，不一定能打破原有战争形态。易变性是指战争形态具有“量变”的累积性，每一种战争要素的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战争形态发生“量变”。“质”与“量”的互动，最终体现为战争制胜机理的新旧转变与战争形态的演变，是一个长期过程。能否顺利跨过，既要从客观上看新技术对战争规则形成的决定力，也要从主观上看战争主体的认知能力。我们要自觉着眼战争形态“容纳度”与演变的长期性，紧盯军事技术发展，提前介入“量变”过程，防止因战争形态一旦“质变”，使“技术代差”急剧拉大“能力代差”，对国家安全产生致命影响。

　　军事技术具有“主宰”战斗力建设的源头价值。从军事变革史看，军事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了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谁具有技术变化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控制打赢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当前人工智能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智能、神经、思维等领域，对信息化具有“范式”突破意义。像3D打印技术、基因生化武器等“颠覆性”技术，多是通过强化物理效能、生物效能等来提升军事行动能力，完全受到智能化思维认知域的支配控制。所以，从技术层面与主体选择看，智能化本身具有高度的技术包容度与统摄力，具有主导技术发展、推动军事变革的基本潜质。

　　要敢于打破原有战争形态的惯性制约、路径依赖。信息化战争从思维层面、技术层面、价值层面上展示出巨大包容性、广泛渗透性、发展主导性，但越是这样强大的力量，越可能制造惯性束缚。作为战争的主体、技术的主人，我们必须要有高度敏感性，洞悉战争形态演变规律。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狗”能像人类一样“自主学习”与思考，“理解”棋局的进展、设计出制胜策略，“冷冰冰”的机器具有了鲜活的思维性与“思考尊严”。“这一小步”反映的是人工智能从思想认知域与行动控制域双重维度，是智能技术对信息化、机械化的重大突破。从掌握信息看，美国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从发展“颠覆性”技术来创设下一场战争的制胜规则。因此，我们不能只盯着信息化做文章，还要主动越过信息化看一看“山那边究竟是什么”，谋求战略超越、“弯道超车”，在后信息化战争形态上掌握先机。

　　以强大的技术力量推动信息化战争形态演变

　　军事智能化承继、发展军事信息化，成为推动信息化战争形态逐步演变的强大技术力量。评价一种军事技术的战争属性强不强，关键看向军事领域全面渗透、转化为战争决胜能力的强弱。智能化具有控制思想与控制行动的双重能力，可以渗透到军队指挥决策、战法运用、部队控制等活动中；或直接用“智慧炸弹”打击对手思想意识，瓦解战斗意志；或将智能“物化”到武器、指挥系统等，以智能方式控制机械化、信息化装备，以“智慧释放”替代“信息主导”，激发最大战斗力效能。

　　智能化军事指挥，指控系统是作战体系的中枢神经，是战争制胜规则的核心部分，指挥控制方式智能化，能克服人性弱点困扰，提升指挥决策的正确性。智能化军事装备，主要是各种无人化武器的运用，打造立体无人作战体系。如美军发明的“意识头盔”，能感应人的脑电波，具有识别敌我“读心术”功能。智能化作战方式，从搜索发现目标，到威胁评估，到锁定摧毁，再到效果评估，都不需要人参与，作战中实现无人化。以思想、心理为打击控制目标，通过智能化方式手段，遵循思想认知规律，以人的思想、心理和精神意志为目标进行思想控制和精神“软打击”的作战行动，也包括“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等意识形态渗透破坏行为。降低军事行动成本，智能化装备具有巨大成本优势，例如美国正在测试的第一艘智能化无人反潜舰艇，造价仅为2000万美元，每天维护费仅1.5到2万美元，而最新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造价达25亿美元，每天开销数十万美元。

　　拥抱创新驱动战略，主动迎接战争形态演变

　　要从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智能化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打赢未来战争主动权。

　　强化对战争形态演变、军事技术发展的敏感性与理解力。对战争的理解程度，本身就是敌对双方对抗的重大内容。我军在信息化军事变革中最大收获就是，顺势强化了技术敏感性，对人与武器的关系认识更加科学辩证，把技术与装备因素提高到了应有高度，军队建设对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更强。当前以智能化为代表的军事技术群的发展，推动战争形态处在实时流变之中。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改变用传统的“体用”思维对待技术的做法，坚持从战斗力视角审视技术价值，科学把握智能化在制胜机理、作战规则中的变革价值；在路径设计上，突出智能化牵引，坚持以“矩阵式”思维来统筹处理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防止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纠正“信息化尚未完成，研究新战争形态毫无意义”的错误观点。

　　制定军队技术创新战略规划。从历史看，一种技术实现部分“军事化”容易，但要全面促动军事变革难，主要依赖军事主体的战略判断与创新驱动。面对今天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们要搞好战略规划，突出智能化的目标牵引与规划主导，跟踪前沿技术，加快人工智能与其他“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加强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努力发展基于智能化的非对称战争能力。

　　以改革破除影响军事发展的种种束缚。着眼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打破固化思维、固化利益，突破智能化发展的条条框框，尤其防止信息化产生的“既得利益”阻碍技术发展。要真正用对人，摒弃“资历论”、克服“经历论”，大胆起用一批具有前瞻眼光、改革精神，洞悉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形态演进规律的治军“帅才”。要抓好制度、文化设计，发挥科学制度的支撑、导向功能，着眼促进智能化向军事领域内深度扩散与渗透，构建一系列制度安排，推进指挥控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等创新发展，全方位推进智能化在变革战争形态中的基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