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卡在了哪儿？ 2017年中国创新面临的十大挑战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平均每年8.7%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累计增加了1759%。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来到了十字路口。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7%。这里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是结构性的。过去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市场化改革、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关键因素，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已经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的论文From“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即将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接下来介绍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我们常听到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消息，“山寨”一词更是屡见不鲜。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常被批评为只能培养会考试的学生，却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然而，最近几年，随着微信的风靡，人们对腾讯的创新能力刮目相看，华为的强势崛起也引起广泛讨论。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究竟如何呢？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创新现状的如下事实：

第一，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快速增加。创新研发离不开资金投入，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2014年在研发上的投入都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7%，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会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9%投入到研发中，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仅有0.9%左右。1991年时中国研发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到2010年时，中国研发投入占比已经达到了经合国家的中位数，并且在2012年赶上了经合国家的均值1.88，而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经合国家的五分之一。201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比达到了2.05％。

第二，中国科研人员和用于每位科研人员的经费快速增长。1996年，中国每100万人中仅有443名研究人员，当时美国的这一数字是3122，日本是4947，韩国是2211。到2014年时，中国每100万人中的科研人员达到了1113人，增速慢于同时期中国科研投入，科研投入增长地更快意味着平均每位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也在增加。

第三，专利的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提高。我们可以用专利来衡量研发的产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的中国专利数量从1995年的83045项飞涨到2014年的230万项，平均每年增长19%。2011年，中国的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再看专利的质量，中国专利申请通过率最近在30%-40%，在各国中处于中等水平，比印度和巴西的20%高，但低于美国和韩国50%-60%的水平。专利有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发明被认为是技术最为密集的一类。中国专利中发明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2005年到2014年，中国通过的专利中，外国申请占比从20%下降到7%。从1995年到2014年，被发达国家授予专利的中国专利数平均每年增长28%，比国内通过的专利增速还高。美国专利和商标管理局授予中国公司的专利从1995年的62项上升到了2014年的7236项，增速比德国、韩国和日本还要快，在金砖国家中也只有印度能跟中国一比。我们还可以看看外国对我国专利的引用情况，1995年到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引用数每年增长33%，2005到2014年，增速上升到了51％。

总之，中国的研发投入、科研人员，专利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改进，并且在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不应对中国的内在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那么，应该怎样进一步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呢？结合工业企业的数据，可以看看中国创新的一些特征，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第一，1998到2009年间，私企获得的专利平均每年增加35％，要快于国企。私企是中国创新的引擎。

第二，文献中一般认为市场规模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数据也显示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更强。从2003年起，中国的实际工资每年以快于10%的速度增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占比从1998年的55%增长到了2009年的66%，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促使企业更多地用创新来替代劳动。

第三，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根据1998-2007年间没有专利，有1－4项专利和多于4项专利将企业分为3类，发现专利数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更多的企业参与创新和更大的创新力度将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尽管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快速的进步，然而在绝对水平上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2015年汤森路透公布的全球100家创新企业中，日本和美国企业占据了众多席位，而中国企业无一上榜。日本、德国、韩国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是中国企业的两倍多。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有一定差距也属正常，然而由于资源错配而导致的差距还却值得引起注意。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24%下降到2014年的3%，然而，国企规模相对较大并主要位于上游和战略重要性行业，面对的竞争比私企要小很多，并且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和研发补贴。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而国企从中获得了相对更多的资金。这不仅降低了国企的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为无效的僵尸企业输了血。国企相对私企有更低的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却流入了更多的资源，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资源的错配。

虽然国企中掌握专利的企业比例比私企更高，但是由于国企往往具有更大的规模，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这种简单的比较没有说服力。利用2005-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可以发现，每1000万元研发投入可以为国企、私企以及外资企业分别带来7.6、6.5以及2.2项专利。进一步将企业按照规模和所有权进行分类，发现在绝大多数规模下，私企和外资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和获得的专利都要显著多于国企。在创新上，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国企表现要弱于私企。

理论上，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应该多研发，而效率低的企业应该多模仿，而中国相对效率更低的国企却做了太多研发，效率更高的私企却研发不足。有研究认为，如果能够纠正这一资源错配的现状，中国2001-2007年间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能够增加33%－50%，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研发补贴能够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更加均匀地分配，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会更高。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更加合理的研发资源配置，对于中国未来能否在不利的结构性因素下保持高速增长至为关键。

2017：中国创新面临的十大挑战

2017年，对中国经济的特殊意义在于，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价值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创新的实践与方法却有着某种偏离正常轨道的隐忧，甚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化倾向。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决定性选择，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下面我将分析2017年我们在创新上所面临的十大挑战。

一、创新没有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最重要的基本面。

为什么创新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创新问题的起点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中国30多年发展起来的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转型升级压力，而创新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选择。

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共同选择了再工业化的战略，还有预测认为未来五年美国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实体经济的创新是其他领域包括服务业创新的基础，具有巨大的扩散效应和带动效应，也是科技和其他创新最重要的应用对象。

然而，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好像搞服务业或其他领域就是创新，搞制造业倒成了传统行业的代名词。之所以创新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根本原因就在于搞错了中国创新问题的出发点。

二、实体经济没有抓住质量创新这一根本立足点。

我国实体经济创新的需求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所在。

我国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现实，使得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经济的整体质量成为长期以来发展的主要短板。怎么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要通过创新提高质量水平，包括实实在在地改变企业的发展战略，走质量创新和质量盈利型的道路。

企业其他领域的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聚焦产品质量的创新。对于需求方和消费者而言，企业所有的创新都是间接的，只有购买的产品质量的创新才是直接的可感知的。然而，现在企业的创新却一窝蜂地搞新产业，搞所谓的智能化高科技，就是不老老实实地提高对于产品质量的创新能力，不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

实体经济的创新，就是要回归基本面，真正通过创新提高中国产品质量的竞争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其他创新都注定是本末倒置。

三、企业家缺乏强大的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的创新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然而作为最重要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却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危机感。

在我们今年继续开展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中，可以发现，企业家认为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远远排在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的后面。也就是说，大部分企业家依然将目前企业存在的困难归咎于市场等外部因素，而没有看到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企业却能有完全不一样的优秀业绩。

按照创新理论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创新就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没有企业家的创造力，就不会有企业的创新，包括科技的创新也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对市场的发现和资源配置的能力。

四、将创新简单等同于互联网化。

互联网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互联网+”也确实能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创新应用。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创新是不是就等于应用互联网，或者只要应用了互联网就可以实现创新?

目前，创业创新几乎都集中在互联网领域，而且主要就是APP的应用，似乎讲一个故事、拉来一些风险投资就是互联网创新了。实际上，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互联网领域的很多创新，就是模仿甚至是抄袭，根本没有任何创新的含义，如果一味这样，其中的泡沫成分恐怕比实体经济只多不少。

更深层次的分析还在于，互联网真能彻底颠覆传统经济吗?人类所有的吃穿住用行的需求，不都是偏好高质量的产品吗?即使互联网化了，除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外，能够改变这一本质吗?

我们当然要紧紧抓住互联网创新带来的机遇，但将互联网神化、唯一化，那就是忽悠，就是对创新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五、警惕利用垄断的“伪创新”。

创新是对不确定性的探索，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竞争的环境，特别是对垄断的高度警惕。但是，现在很多领域却出现了包装一个创新的概念，或者借助已有的市场势力，与行政权力结合起来搞实质性的垄断。

你地方政府不是喜欢新能源车的概念吗?那好，我就在你这里投资一个新能源车的工厂，除了补贴等一大堆政策优惠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地区今后所有的新能源公交车的采购，都只能用我的;你城市不是要搞文化功能区吗?那我就给你设计几个国际上很流行的文化娱乐项目，条件就是周边的土地要低价给我开发房地产。

这些做法有真正的新能源技术和文化的创新吗?没有!实质上就是借创新之名，行垄断之实，从根本上破坏了创新最需要的自由竞争的土壤，这不是在创新，而是在抑制创新。

六、警惕创新行为短期化。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渐进的自然演进过程，需要良好的制度生态环境。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习惯于大跃进式的搞法，希望今天一投入，明天就有创新的产出。搞一个项目，找几个专家规划认证一下，再集中资源投入，“创新”就成功了。以为创新和招商引资一样，只要给优惠政策，引进那些高科技的公司就是创新了。

实际上，创新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成功绝对不是由事前的规划决定的，市场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人们基于利益的诱导，在不断的“干中学”中才能出现创新。至于那些招商引资来的所谓“创新”项目，大部分都是加工或后台的硬件设施，所来的只是因为优惠政策，早已和创新无关了。

七、科技创新中的资源错配。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多，而且投入强度，也就是科技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几乎成了衡量一个地区创新的最重要指标。作为政府的科技投入，实际上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基本的要求就是确定性，也就是投入必须有明确的产出。这种公共财政投入的确定性要求，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天然就是矛盾的。

怎么办?那就要尽可能从管理上做到科学，包括课题让专家来论证、招标严格到烦琐，成果必须成功而且要达到国际国内水平等等。那么这样做了之后就能实现创新吗?并不完全。如果靠这些管理就能消除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那恐怕也无所谓创新了，因为这创新太简单了。

更要命的是，既然科技投入要求必须成功，那么作为理性的参与者的选择，就是尽可能设计低水平重复项目，迎合政府的这些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功。实际上，政府大规模的科技创新投入，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创新，原因无他，就是政府投入所要求的确定性，与科技创新产出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除了极少数的基础研究投入外，让市场来配置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八、金融创新中市场风险的累积。

金融创新非常重要，尤其是要解决银行与中小企业的规模匹配问题，更要进行体制性改革。然而，现在很多银行的金融创新不是真正面向实体经济，而是“脱实向虚”乃至于“脱实成虚”。为了做大规模，不计风险地开展银行间的各种业务，特别是表外业务规模越来越大。

这样缺乏有效监管的扩张，已经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在不断放大市场风险，危险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信用风险。最近频繁波动的债券市场，已经在提醒我们由此可能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实际上，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也是与一味地追求所谓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创新有关，而没有始终坚持金融审慎监管的原则。如果再加上证券、保险市场潜在风险的交互影响，那么整个金融的市场风险会大大增加。

九、人力资本创新中的扭曲效应。

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关键是通过创新尽快形成人力资本红利，特别是重点加快非技能型劳动力向技能型劳动力转型升级，这是解决我国人力资本红利的主要内容。但现在好多地方和领域对人力资本的创新，就是重视精英，给那些已经占尽优势的高学历、高科技的人才，设置各类锦上添花的人才计划，而忘记了真正影响经济创新的还有一线技能型人才的短缺。

另一方面，大量本科层次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着高中学历或大专学历毕业生都能胜任的工作，实际上是隐形的不充分就业。

现在各地依然在盲目发展大学教育，这绝对不是创新，而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扭曲。

十、市场没能发挥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创新非常重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但经济的创新发展，与前几十年经济的要素发展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经济的要素发展阶段，确实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来配置资源要素，如统一建开发区、给尽可能多的优惠政策，或者集中资本投入，因为这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资源要素都是显性的。

但创新发展阶段的资源要素是创造性、创意和知识，这些资源要素是隐性的，不可能主要依靠政府力量来配置，只有市场才能激发知识资源的创新。现在很多管理者还有传统要素发展阶段的路径依赖，习惯于用行政办法来解决创新问题，这样不仅不能推动创新，相反还严重抑制了市场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要真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用创新的思维推动创新，顺应创新的规律，解决创新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