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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推荐】新技术与制造业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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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半导体、PC和互联网等让信息高效、远距离处理和共享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落后国家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成为吸引资本投资建厂的主因。于是,美国产业链的分布开始遍布全球,跨国公司开始涌现,制造业开始外移。

迁移的目的地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和促使制造业迁移的两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资本对低成本、高利润的追逐。事实上这是一个悖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人工成本的升高。所谓人工成本,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工人的收入水平。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往往只需要几十年就能够把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把农民转变成工人。工厂越来越多,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就不够用了,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招不到人了,出现了用工慌,用工成本随之升高。

作为一个种群,人类总是往一个方向走的,虽然有前后差距,但不会相向而行。就像贫富差距,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穷人拥有的财富却并没有越来越少。虽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就是”天理“。随着资本的流动,随着制造业在全球荡围内的自由迁徒,所有的”用工成本洼地“都将被填平。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被填平了,有些心思灵珑的,又蜂拥向了越南。越南也会很快被填平的。最后,整个世界都是平的。请问,到那时,你还能流向哪里?

过分地追求用工的低成本,是有悖天理的。

物质,物体,甚至于天体,相互之间都是遵循自然科学定律的,人类社会也该是一样。比如因果报应,比如进化论。现在,人们又发现了生态、共赢等理念。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是有局限的。并不是说,我要活得好就必须把你弄死。你把我弄死也行,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弄死。别说所有人了,你就是把所有的虫子都弄死也是不行的。连“害虫”都不行。这就是”生态“的含义所在。

老板追求更多的财富无可厚非,但不能搞血汗工厂。

1903年,亨利·福特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并在1913年发明了“流水线”。流水线有五大特点:劳动分工,通用零部件,机器功能单一,以机器设备布局车间,工厂电气化。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创造!当第一辆T型车驶出装配线时,福特又宣布:他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最低日薪5美元(可以理解为月薪过万),而当时汽车行业的平均日薪只有2.4美元。按照新T型汽车397美元的价格计算,一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只需工作80天就可以买到一辆新车。

高工资薪酬体系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恰恰相反,工资越高,工人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于是福特在1914年的利润足足增加了3030万美元,1915年的利润更是高达4030万美元。

当然,福特也不是善心大发,他只是单纯地认为,如果人们赚了更多钱,那么他的T型车就会有更大的市场。一些人为福特欢呼,当然更多人根本不相信福特能做到, 甚至有报纸讽刺道:“亨利·福特认为,工资应该更高,商品应该更便宜,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不过请允许我们补充一点:夏天应该更凉快,冬天应该更温暖。”

当时流行的是洛克菲勒那一套:垄断产业链、控制产量、维持利润。但固执的福特最终证明,通过技术革新,可以压低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并且创造更大的市场。

在流水装配线诞生之前,一辆福特T型车的价格是950美元,每年的产量不过两万辆。到了1920年,T型车年产量已经飙升到125万辆,价格只有300美元。更低的成本,更低的售价,让福特T型车占领了大众市场。据统计,T型车一共销量达到1500万辆。

凭借“流水线作业”的高效率生产模式,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赚得盆满钵满。1947年,在亨利·福特因病去世时,他已经坐拥数十亿美元财产,是仅次于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国第二大富豪。

在那个时代,汽车工业是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而引领汽车行业的就是新兴的福特公司。早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福特一个公司的汽车年产量就占美国总产量的70%,而当时德、英、法等国家的汽车产量总和只有美国产量的5%,而到了20年代后期,光是纽约拥有的汽车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

192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达到了900万辆,代替火车和马匹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随之诞生的货运卡车和拖拉机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工作与生活。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美国人的口袋里开始有钱了,冰箱、洗衣机这样的奢侈品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

到了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柯立芝总统在1929年3月卸任时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也就是福特汽车黄金时期的那个时代的美国,是颇有几分相象的。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虽然还没听见有谁说过“中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但中国普通人(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确实提高了。笔者曾做过一个小调查,在济南,一个滴滴司机的月收入竟已高达万元。这让我深感震惊。

近年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提升得太快,这就给那些传统的制造类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用工成本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冲击,先是招工难,供应链断裂,后是订单减少。疫情终究会过去的,但靠一代人口红利发展起来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将长期存在。

现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兴起。AI可以解决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短缺和人工成本高等诸多问题,比如,机器视觉、工业相机可用于产品缺陷检查,即节省人工,效率也高;再比如,一些自动化工厂解决方案(中国有汇川技术开发的“微型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更是实现了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美好愿景。总之,这有可能加速制造业从中国向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回流。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印度等相对中国来说已形成了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据报道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各国经济滑铁卢,越南GDP受投资拉动竟然增长了3.82%。

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形势严峻,上有欧美,下有越南,中国两头受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

只有拥抱新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是唯一出路。

说到新技术,就会说到人工智能。说起来,人工智能的历史可追朔到70年以前。1950年,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马文·明斯基和他的同学埃德蒙一起,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人们一般把这个时间看作是人工智能的起点。

从那以后的70年里,人工智能经历了两次发展的低谷。有低谷就有高潮,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历史上已经过火过两次了,这一次是第三次。这一次之所以又火起来,跟前两次一样,都是因为在技术上实现了某种突破。近年来,由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演进,人们终于在图像识别等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人工智能再次引起了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人工智能把工业自动化、智能工业控制等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比如,在中国,有一家专注于自动化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司,叫汇川技术(顺便说一下,汇川2018年的销售额是58亿人民币,是该领域的中国最大,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在第40名左右)。它要疫情期间推出了基于英特尔软硬件平台的“汇川技术N95口罩自动化生产和检测方案”。

疫情期间,“一罩难求”。口罩机的调试运营成了设备厂商的心头大病,特别是N95口罩,设备结构和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最疯狂的时候有人给口罩机调试员开出每月十万的天价”。

安装和调试一条N95口罩机生产线,其中80%的工作量来自于与机械相关的安装和调试,20%来自于电气系统。机械部分的调试尤为繁琐,而且对工人师傅的经验有较高要求,特别是印花与切刀的相位同步、送鼻梁条与推鼻梁条的机械动作时序,一般同时需要多个师傅配合并反复多次的尝试才能达到要求。而采用汇川的“全伺服控制”,只需要普通工人在触摸屏上设置好相关工艺参数,即可一键操作完成调试。

汇川基于对口罩生产线工艺的充分理解,提出了全伺服N95口罩机电气解决方案,可减少约1/3的设备调试工作量。从而让口罩生产企业得以实现生产线的快速部署投产,并且,全自动产线可以实现“24x7”高效运转,产品质量检测岗位也无需人工;通过云边协同,还可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具体来说,该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全自动:从口罩生产、品质检测到包装,全自动完成,只需要人工上料装箱发货即可。2)自适应:通过自整定及模糊算法自动调整控制参数,大幅减少了调试工作量。3)总线化:通过高速EtherCAT总线,简化了布线、编程的复杂度,有效提高安装调试效率。4)远程化:通过网络实现远程调校。

全球化不会停下来。制造业的自由迁移也不会停止。

有人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把有些产业转移出去是有合理性的。比如把服装鞋帽这种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不可能支撑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把这些所谓的落后产能转移出去,中国通过转型升级,走向高端先进产业。

事实上,哪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一场全球大疫情竟让口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产品都成了抢手货,甚至成了“外交武器”。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锦绣繁华的大都市里,消失多年“地摊经济”也回来了!生老病死,吃饭穿衣,无论何时都是人类的日常。

转型升级不是“腾笼换鸟”。一方面走向高科技,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制造业,这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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